王晓毅︱山地社会：传统与现代
“社区保护地与内生式发展”工作坊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晓毅研究员讲授《山地社会：传统与现代》。王晓毅老师通过详实的案例与研究，介绍了山地社会的特征以及山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因素。经王晓毅老师授权，在此将讲座文字稿分享，供读者交流、学习。如需转载，请联系王晓毅老师。
王晓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农村社会学，特别关注农村贫困、农村环境和社区发展。主要著作、翻译作品与论文有：《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冲突》、《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内蒙古六个嘎查村的调查》、《国家的视角》、《斯科特与中国农村》、《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农民问题》等。
大家好。今天我讲的主题是关于山地。工作坊的人员，除了海南来的渔民，其他人都来自于山地，有三江源、丽江、大理等等地方。很多山地的人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生存在山地，对很多事情都习以为常，觉得这些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作为外来人，我会问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如何讲清楚事情背后的道理、逻辑？这是我来讲山地的理由。
这幅《愚公移山》的画出自中国著名画家徐悲鸿。我们很多人都熟悉《愚公移山》。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山阻碍交通，生活在山里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要把山搬走。总之来讲，似乎“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这样最基本的认识，对不对呢？在过去差不多30多年做农村发展的工作中，我不断地有不一样的、甚至非常矛盾的认识。
关于山地的认识，很容易想到“山区是贫困的地方”，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想离开山区。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陕西的一个山区开展农村调查。这个山区给我非常明显的感觉：第一，它分布在一个山沟里，很穷；第二，山越高的地方越穷。这里一共有八个村民组，最下面山脚下的村民组是一组，然后依次排列，二组、三组、四组，一直到最高处山顶的八组。随着海拔的升高，这八个组里光棍的人数比例在迅速地增加。最高处的八组，当时差不多有50%的男人是光棍，甚至出现一家“三代光棍”的情况——老父亲有个儿子，儿子娶了个老婆，然后老婆生了个儿子，老婆觉得山沟里面太穷就离家跑掉了。低处的一组基本上没有光棍，因为这是生活条件最好的组。
同时，我做了一份关于妇女流动的区域图，发现妇女有往低海拔村组外嫁的趋向，比如八组的妇女会嫁到七组或者六组，六组的妇女会嫁到五组、四组，或者最好能够嫁到一组，一组的妇女会嫁到城郊附近的农村。结果，城郊附近的农村就出现了很多妇女嫁不出去，因为当时城乡二元结构突出，户籍制度还很严格，农村妇女没有非农业户口，不能嫁到城里，而同时她们还看不上别的地方。这就给我们非常一个清晰的认识——山地是穷的，越高的地方就越穷。
后来，我到青海平安县做农村发展项目。其中一个山区也在一条沟里，同样从下到上分布有不同的村庄。最有意思的是，最下边的山沟里分布的是汉族村庄，再高一点分布着回族的村庄，再往上是一个藏族的村庄。按照既有的经验，我认为，最下面的汉族村庄一定是最富裕的地方，回族村庄则稍差一点，最穷的一定是藏族村庄。而等到调查后我们发现恰恰相反，最高处藏族村庄的生活是最好的。
为什么藏族生活最好呢？青海省东北部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界的地方，干旱少雨，降雨量随着海拔的增高而增加。在浅山区，降水少，农作物收入非常差；在高山区，天气比较冷，降雨量比较高，可以发展农业和畜牧业，既种青稞又养殖牲畜，人们的日子过得非常好。这就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认识——山地是一个贫困的地方。
山地也有很多富裕的地方。在贵州，我去做农村调查。我看到一个扶贫驻村工作队队长。他就说了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他说他来自移民局，主管移民，来这里做扶贫，觉得山顶上两个村民组是最困难的，因为交通条件非常艰苦。他们筹划着通过移民把两个村民组搬迁下来。等到他们千辛万苦爬到山顶以后，他发现，“千万不能搬，人家山顶上的日子过得可好了，有非常好的自然资源”。所以，山地，既可能是贫穷的，同时也可能是富裕的。
说到“山大沟深”，一般的认识是山地是封闭的。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山里人和外面沟通很少。一般认为，封闭导致很多外来的思想、文化无法进入山地，所以，封闭是山地一个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发现山地似乎和我们想象的封闭是不一样的。
我们去新疆的帕米尔高原做调查。帕米尔高原仅次于青藏高原，是一个海拔非常高的地方，住着很多塔吉克人。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这么高，一定是交通不发达的一个地方。做调查的时候，我问当地的塔吉克人：你们这个地方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大问题吗？他说最大的问题是羊种在退化。我就很奇怪。他说，当地的羊种都是当年和他们一起从阿富汗迁徙过来的，属于山地的羊种；但是现在由于边境限定，阿富汗的羊过不来，整个塔吉克养的高山羊因为只能自我繁育，开始退化。而从历史上来讲，这个地方是丝绸之路北路的必经之地，曾经有着非常丰富的人文交流。这就像丽江是茶马古道的重镇一样。
本来我们觉得山地是非常不便于交流的。那它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交通枢纽？恰恰是因为山的存在形成了不一样的自然环境；而不一样的自然环境又会孕育出不一样的物品，而这种产品差异带来了非常强烈的交流、交换需求，比如古代的中亚地区对东方丝绸、茶叶的需求，从而使山地就变成了很多交流往来的通道。所以，山地似乎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非常封闭的地方”。
可能还有很多新的思想进入山地，比如最典型的是贵州威宁的石门坎。石门坎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山地，但是在20世纪初（1908年），那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文化中心，成为一个苗族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所以，一些山地也不是封闭的。
更有意思的是，山地到底落后不落后呢？刚才我们一直讲山地是贫困的，所以山地是落后的。我们通常称边远地区的人叫蛮或番，离我们（汉族或国家核心）文化近一点的叫熟番，在国家统治之外的叫生番，生番要比熟番落后，熟番又比文明人要落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直有这样的传统认识。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在四川西北部，当地人称没有文化的少数民族为蛮子；少数民族所在的地方出产很多丰富的物品。当地人要交换物品就会进山。当地人一进山就向山下的人说“我要进行交换，蛮子在哪儿”。当地人认为山里面的人全是蛮子。但是，山下人认为他们自己是比较开化的，跟汉族接触比较多，所以他们不是蛮子，山上人才是蛮子。于是，他们说“你往上走”。走到山腰，当地人又问“我要找蛮子，蛮子在哪儿”。山腰处的人说“蛮子的话，你再往上走”。这人一直往山顶上走，到了没人的地方，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承认自己是蛮子。山里的人都觉得比他更高更偏远地方的人才是蛮子，才是落后的，而他们自己都已经比较先进。
越来越多的研究，包括詹姆斯·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认为生存在山地的人群及其文化不一定是落后的，反倒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比如苗族，大概在几千年前，和中原人其实没有区别，而且是中原的一支重要力量。后来因为蚩尤被黄帝打败，蚩尤的部落就慢慢地逐渐向山地迁移，寻找一个不被统治的地方，适应当地的环境后，就形成了和中原汉族不一样的文化。
我们发现并不存在线性发展。线性发展认为这个社会是从一个落后到先进，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其实，社会不是这样的，是有着多元文化的。因为山地对当地文化形成了保护，所以今天在山地会保留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比如语言的多样性。在整个平原地区，人们说普通话基本上可以相互理解，可能会带有一定的口音。但是多山的地区就会不一样。
温州是个非常小的地方，在东南沿海山区。由于山的保护，它形成了很多不一样的语言。温州的一个县就至少有四种语言：靠近福建的区域讲闽南话，靠近温州的区域讲温州话，当地南边山区讲蛮话，更有意思的是中间有一个金乡镇讲金乡话，甚至出了城墙都没人能懂。为什么金乡镇人要讲金乡话呢？当地人传说金乡镇是戚继光抗倭的驻军地，为防范倭寇偷窃情报，就专门形成了这种语言。这种语言也就在山地的保护下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所以，“山大沟深”对多样性的形成及保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山地是不是落后的？如果用一些指标看的话，也许山地是落后的，山地公路可能会更少，粮食产量可能会更低；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山地也不一定是落后的，因为它形成了适应当地的一种文化、社会和经济状态。
山地是不是贫困的？确实有很多山地是贫困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山地是有丰富的资源和多样性的发展方式。
山地是不是封闭的？那确实有封闭的方面，交通很差，农产品运不出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山地也是非常重要的交流通道。
所以我们就会画出一个多种多样的山地。
▲ 中国地形图（图片来自王晓毅老师演讲稿）
山地生态系统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山地不仅面积大，而且作用非常重要。整个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地区是平原，而且是粮食的主要生产区，青藏高原是一个高寒地带，整个西北部是一个干旱地带；恰恰是山地的分布造成中国这样的地理格局。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之所以形成季风气候，并且有很好的雨水，恰恰是因为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高高隆起的山脉逼迫海洋来的水汽向上运动，遇冷后形成降水。假设中国西南部没有喜马拉雅山脉，西部是一马平川，那么，上海的气候可能会与现在的迪拜相似，处于沙漠的边缘，因为带着水汽的空气迅速地会由上海、武汉很快地跑到中亚，长江中下游平原很可能就变成沙漠。青藏高原在整个中国生态系统中有重要的作用。如果把喜马拉雅山脉炸开了，将影响整个大气环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大大超出人类的预期。
从中观、微观生态来讲，任何一个地方的生态之所以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山。很多人都知道大兴安岭生长着非常多漂亮的树，原来有很多的伐木场。但实际上，因为大兴安岭的存在，所以才有了周边的降水。贺兰山的存在塑造了山两侧宁夏和内蒙古完全不同的气候，山的一边是荒漠，山的另一边是平原绿洲。我们经常讲“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很多山地都是水源的主要发源地。在那么干旱的地方，贺兰山深处南寺周边像江南地区一样水草丰茂。而地处高寒地区的三江源则孕育了东亚、东南亚地区的众多河流。山地在这些方面的作用几乎是不可替代的。认识山地是一个再发现的过程。从生态学上讲，山地对气候、水资源有很大影响。
山地生态系统与平原生态系统最大的区别在于多样性。“十里不同天”就是专门就山地而言的，是说每一个地方都完全不同于另一个地方，会有不同的生态，有当地特产的作物。山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多样的发展空间，作为生态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山地的多样性也给山地发展提供了不一样的模式。山地也是很多环境保护NGO开展工作的地点。
当然，山地也是脆弱的，比如藏东与川西交界的地方是新形成的高原地带，比较脆弱。但同时山地也有很强的韧性，有很强的恢复能力。
山地经济系统
除无人区外，大部分山地是有人居住的，也就有了它的经济系统。山地经济系统有几个特点。总体而言，山地的产出是不足的。在平原地区，过去粮食亩产量大概是四百多斤，现在可以发展到两千斤，三四十年的时间翻了四五倍。但是，山地旱作农业远远达不到这么大的变化量。
山地经济系统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山里人拼命地劳作，但是产出非常有限，能够积累下来的很少，农业、畜牧业都是如此。很多人总觉得藏民家里有很多牦牛，非常的富裕。实际上，藏区产品并不是牦牛，而是畜产品；藏民利用牦牛毛、奶等副产品，每一年除家庭消耗以外剩余的东西不多。有一个故事：有位藏族人在青海果洛做了一所学校，同时在生产奶酪，但是奶酪生产很困难，因为牛奶量很少，没有办法增加奶酪产量。当地人告诉我：牦牛产奶量非常有限，除了供小牛吃，还要供养全家人消费，真正盈余卖到企业用于生产商品的牛奶量就非常少。所以，产量低是我们山地生产的特点。
山地经济系统的另一个特点是多样性。山地生产的物品高度依赖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在平原地区，人们可以大面积地推广单一作物。很多平原地区的农业发展变化非常快。过去，农民自己生产并消费农产品，种植很多的作物，如小麦、玉米、杂豆、蔬菜。最近几年，平原的农业基本上是单一化生产，叫“一村一品”或“专业化”，出现了一个县甚至一个地区只种植玉米、小麦、水稻。但是，山地并没有办法来大规模地种植单一经济作物，除非进行大面积的改造。最近有几个典型的山地案例，跟我们传统的山地经济不一样，开始走单一化作物的路线，比如大面积的种植刺梨，一个村、一个乡都在种植刺梨。
传统的山地经济种植具有多样性，不同的山地所能生产的作物是不一样的。我在云南高黎贡山作调查的时候发现，有的地方种植玉米，有的地方种植核桃、有的地方种植板栗、有的地方种植咖啡，不同的地理高度有不同的作物。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云南迪庆州，它在全球都是非常典型的山地农牧兼作。海拔低的地方可以种植谷物，高山上适合放牧牲畜，因此形成了当地的生产方式——山下种地，山上放牛，到了冬天把山上的牛赶到地里吃秸秆，到了春天再把牛赶回去。
这样，家庭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多样性生产。我们在德钦访问当地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村子里还有很多年轻人。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这么多年轻人聚在村子里面，怎么不出去打工呢？”他们就反问了我一句：“为什么要去打工呢？”他说：“我们地里面种着庄稼，山上放着牲畜，还可以采一点松茸，还可以采一点冬虫夏草，一年的粮食也够吃，还有万把块钱的收入，我为什么要去打工？”所以，多样性是山地经济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在山地的很多地方，生产的物品主要用于自我消费，放到市场中的数量比较小。另外，山地的一些特定产品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是别的地方无法替代的。这两年，三江源地区向外输出了大量冬虫夏草。而冬虫夏草是地域性非常强的一个产品，别的地方生产不出来。有人试图人工养殖冬虫夏草，但没有一次成功。另外还有滇西北的松茸。所以说山地的经济、物品具有不可替代的特点。
山地社会系统
山地的社会系统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规模小。在山地，人们都住在山沟里，能容纳的人比较少，普遍的情况是一个村子住着十几户、二十几户。恰恰是因为地方比较小，山地的整个村社表现出高度的平等性。在小的山村里，人与人之间总体上感觉比较平等，而且彼此中间有比较亲密的血缘关系。山里的人特别强调平等，甚至到什么程度呢？詹姆斯·斯科特在他的书里讲过一个故事：山地人最不喜欢出现强权的人，有些民族有个传统，一旦族里形成一个比别人能力都强的人，变为权力特别大的头人，族人经常会偷偷把这个强人杀了。山地的人与人比较平等，包括经济差距也比较小，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尤其是与平原地区相比，这个特征更加明显。
另外，山地的关系网更为密切。在山地，人们不是以村组的形式独立地存活，而是整个区域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川西的彝族。在彝族中，最重要的能力是背诵家支（家族支系），比如一个人的父亲是谁，他的祖父是谁，他们是怎么分支？只要彝族人能够背诵家支，告诉别人在家支里面彼此是什么关系，他就能赢得别人的帮助，基本上在川西这片山区行走赶路就可以不带一分钱。在山地社会系统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山地社会系统比较小、团结、平等，和外界关系比较发达。
山地文化系统
总体上讲，山地的文化系统比较特别。山地人的消费意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山地比较崇尚与自然、资源相互平衡的消费需求。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有自愿节制生育的制度。云南迪庆州的有些村子已经形成了惯例：一个家庭最多生育两个孩子，并且只能留下一个孩子（不管男孩、女孩）在家里，另外一个则离开村庄去别的地方工作。当时，我在做访谈的时候还不是特别信这个事情，后来我碰到了那个村子在外面工作的一个人。他说，之所以出来工作是因为村里有不成文的地方制度：第一，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要控制生育；第二，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留在村里发展。这个现象在很多山地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包括蒙古族，他们的生育率也远远低于汉族。
更重要的是，山地民族与自然的关系更密切，对自然的崇拜和资源的依赖更强烈。平原地区的人们更多地认为人可以改造自然。如果冬天想种蔬菜，人们就盖个大棚。冬天冷了，人们可以钻进屋子里去。而山地的人可能更多地感受到自然和人是一体的，要尊重自然。大家都知道梅里雪山登山的故事。当年日本登山队登梅里雪山时，当地人认为这是在登他们的神山，非常不高兴，所以后来在登山队出现事故的时候，当地人觉得卡瓦格博大神终于发威了。
山地非常节俭的生活方式以及对自然崇拜的观念，与现代社会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其实，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有一个关于资本主义逻辑的故事。一位发电工厂的老板非常节约用电，下班后把办公室的灯都关掉。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可能用最少的东西产出最多的东西才能赚钱，工厂里用的电是生产成本，需要节约以产出更多的电。当他回到家，他把灯、空调全打开。为什么呢？他说，人们要是不消费用电，那生产出来的电卖给谁呢？在资本主义逻辑里，社会就是要大量地生产，然后去大量地消费。这个逻辑在资本主义世界是自洽的。因为工厂大量生产了，所以工厂就能够赚钱。因为人们大量消费了，所以人们的日子也就过好了。
总之，资本主义鼓励消费：你要有空调，你没有空调舒服吗？你一年穿十件衣服不比十年穿一件衣服更好？上世纪八十年代乃至最近几年，我们整个政府出台的政策实际上也是在刺激消费。但是，当我们面临自然资源约束的时候，这个逻辑就出问题了。最近我们才发现，雾霾、过量使用农药与化肥等等都出现问题，于是又回到国家提出的绿色发展。而绿色发展的核心、契机，恰恰很深地存在于山地系统的社会、经济、文化之中。
山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山地的发展和社区内生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在中国，山地在未来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山地发展不好就会影响整个中国的生态、环境乃至生计方式。平原地区的发展可以借鉴西方世界的经验、模式，可以不要内生。北京的发展可以将美国曼哈顿的模式搬过来，不会有很大的问题，把香港的模式搬到上海来也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因为城市化进程有高度化的趋同。
但是，中国的山地发展没有办法复制外面的模式。首先，山地不能走传统的发展之路。第二，不同的山地也没有办法走相同的道路。把三江源的发展方式照搬到香格里拉，把丽江的发展模式搬到帕米尔高原，可能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由于山地是一个多样性的发展状态，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复制，所以山地发展才需要社区的内生。
我认为山地的内生发展会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是多样性，未来山地发展很有可能不是单一的模式、道路。比如，一个村庄全部种植玛咖，成为专业的玛咖村；一个村庄专门种菊花，所有的地区都种满菊花。单一种植是一种发展方式，从目前来讲，也许在短时间内能挣钱；但是从长远来说，它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以及整个生境的稳定性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在任何一个小生境里都要存在一个多样性的发展。第二是规模小，任何山地出产的产品都不是大规模的。第三，很重要的是社区发展和当地的自然、社会是相和谐的。这一点可能是未来山地发展与其他地方发展不一样的地方。
问答环节
问
山地社区的农产品都是小规模的，无法实现大规模。如果山地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应该怎么实现社区的产品与市场对接？
答
确实存在山地大规模地种植单一经济作物的例子，比如贵州的刺梨。这种方式存在的理由主要是市场因素。小规模的产品很难打出名气，很难卖出去。如果量多，产品就会好卖。其次，单纯的刺梨本身没有大市场，但是深加工后的产品会有市场。
我个人不否认这种种植发展方式。但是，这里有两个方面是需要注意的。第一是很大的投资。第二是产业对当地人的排斥，大规模的产业种植实际上只需要少量人参与。第三是潜在的风险，一旦单一作物种植失败，对当地生计有影响。最近的精准扶贫工作强调产业扶贫。在很多地方，政府与投资商共同开发单一作物种植，比如一些地方的猕猴桃、火龙果。这需要我们慎重对待。
大规模的单一种植有风险和优势。同样，多样化种植也存在优势、不足。首先，它的销路难度大。其次，它对农民的好处是可以规避风险、保证稳定性。最近，气候变化导致农业生产环境越来越不稳定。农民的多样化种植恰恰有一定的好处，反正东边不收西边收。
多样化种养殖模式的产品怎么跟市场来对接？更多的探讨是如何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实现利益与风险共担。这个机制的建立可能让小规模的多样化种植有发展前途。比如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的实践示范是将北京的几个社区与河北省的农村对接，灵活供应联系鸡蛋、猪肉等农产品。
现在的农业生产越来越市场化。同时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在社区内部建立市场。地方社区的市场、集市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弱。以前的集市是当地人交流产品的地方，互通有无，比如买卖鸡蛋、刀具等等，但是现在的集市已经变成外来食品的充斥。如果我们超出了单一的村庄，构成了一个区域网络，那么这样的区域内物品交流可能有助于多种多元农产品生产、市场的成功。
问
无论是资本主义逻辑发展模式，还是多样性、小规模与自然和谐的发展模式，这两种模式体现和对应哪些人性特点？如何通过再学习、再教育来克服这些弱点，发挥优点，实现人地和谐？
答
说到人性，话题就很大。资本主义所建构的是大鱼吃小鱼的逻辑，社会与生活中充满竞争。人们对财富的掌握，构成发展的动力。我们认为这是人性。在生物链里，这是弱肉强食。人占有得越多，在食物链上就占据更好更高的地位。现在有另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在揭示地方的逻辑。很多社区并不是我们认为的强权逻辑。有研究发现，在陕北村子里，人在村子里有多高的地位，不在于人掌握了多少资源，而在于释放了多少资源，也就是能够帮助别人。有钱的财主，为富不仁；有些人并没有什么财富，但是喜欢帮助人，拥有很高的威信。两种人性——如何弱肉强食，如何友好共赢，同时存在。
在后现代社会，或者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社区中应该有第二个逻辑（共赢）的存在。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地方制度在保护社区的公平性。比如，云南迪庆州雨崩村有很清楚的养马用马制度：每户家庭只养一匹拉游客的马，游客增加后就变成每户两匹马、三匹马。雨崩村的整个分配制度更多地体现公平，而不强调效益。在多样性、规模小、与自然和谐的山地发展当中，可能需要真正地探讨公平性的问题。当时我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做草原保护项目，灌输的基本理念就是参加项目的人员不要追求发财，因为村子里的资源不足以支撑任何人发财，要发财的话只能去村子外面发展。
问
过去藏区人与人、人与自然、生命之间都是和谐的。随着发展，外来的企业、政策等等导致当地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出现了问题。如何保持当地人原有的生活方式、传统？
答
因为我不懂藏语，所以我对藏族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了解不够透彻。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NGO把藏族文化中蕴含的与自然和谐、众生平等的观念放大了。在藏族和汉族、很多民族的文化核心里，天人合一、和自然相协调都是存在的。在实际生活层面，其实我们并没有都做得那么好。我们还很需要把这些观念更好地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对于藏族人来讲，仍然存在环境教育、保护与发展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是如何把文化和科学相联系、沟通。在谈科学与文化的时候，不同群体之间有差距。藏族的文化习俗和环境保护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很难用科学知识解释。做科学的人认为文化习俗是迷信。而当地人又认为科学知识根本解释不了文化。现在可能很需要做的是沟通科学与文化，打通隔阂。
问
藏区很多人受到佛教教义的影响，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上都知足幸福，但是现在人追求得特别多，失去了知足的幸福，再去找这种幸福的时候就找不到。这方面有什么建议、看法？
答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现代化对人们的这种负面影响。其实，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藏族地区和藏族人走得相对慢一些，但是藏族确实比较早地开始反思现代化，而且践行在他们的行为中。在滇西北迪庆的藏族村子，当地人开始反思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一，大家都喜欢喝饮料，饮料喝得越来越多，当地的高血压、心脏病的发病率也明显地增加。第二，接触到现代文化后，人们觉得自己不幸福，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在三江源，藏族文化对现代化的反思更早、更警觉，而且已经采取行动，比如刚才加阳东云老师讲的捡垃圾。
也有宗教界人士认为，藏族文化发展确实遇到了危机。比如，经幡本来是表示对佛的崇敬，现在则过于物质化、泛滥；撒的风马旗，已经变成一种对环境的负担。这些反思有利于在发展中避免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但是难以完全避免。我们仍然看到很多现实的问题。接受现代教育的藏族人进入城市很迷茫，找工作不如汉族人，而回到社区又不适应、不愿意。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谁也没有灵丹妙药。但是，大家一起看到问题、探讨解决问题，不断地向这个方向走下去，会有很有意思的探索，会产生蛮多的经验。
／End.
在此特别感谢王晓毅老师、张倩老师、张劼颖老师对文字稿的写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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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文字整理|陈冬梅、易亚凤、成霄峰
图片&编辑|林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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